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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澤東 和 周恩來

 

新中國成立後

毛澤東和周恩來有什麼衝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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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你能阅读简体字吗??有两次冲突。。。  第一次重大冲突是关于“反冒进”,是经济问题

 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,周提出“反冒进”。应该说,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,大胆工作,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,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。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:“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,不要乱提,不要乱加快,否则就很危险。”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,“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,用冷水洗洗,可能会清醒些”。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,毛提出追加投资,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,会后又耐心劝毛,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,毛就大不悦,离开北京。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《做革命的促进派》,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,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,我也没办法。将领导层分成“促退”、“促进”两派,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,毛要翻脸了。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,你“反冒进”,我是反“反冒进”的。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。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,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。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。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,比较各种方案,慎之又慎,现在却判若两人。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。

  1958年1月杭州会议、南宁会议,3月成都会议,毛对周逢会必批。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。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,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“跃进”奇迹找科学依据。毛正在兴头上,党的领导集团,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。只有周恩来、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,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?当然不能。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。在1月南宁会议上,毛说周是“促退派”,影响了各部委、省委的情绪,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“跃进”的文章质问周:“恩来,你是总理,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?”这已不只是翻脸,是很不给面子,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。但是周忍了,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,毛又不许。他只好再忍。

 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,最后那场“大跃进”的闹剧以毛错、周对收场;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,或对周的褒奖。经过这次较量,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。

  第二次重大冲突是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是政治路线之争。

 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、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,渐渐又与刘少奇、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,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。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(即“四清”运动)有分歧,直发展到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意见相左。在“四清”运动之初,毛提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刘少奇不理解,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,怎么会有一个“派”呢?他万没想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事起,已不只是一个“派”的问题,而是全部打倒,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(叶剑英曾有一词咏“文革”:“串连炮打何时了,罢官知多少?”)。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。

  与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,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“文革小组”,凌驾于党中央、国务院之上。周这个总理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。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,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。红卫兵要纠斗陈毅,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:“不行,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。”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,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,半是保护,半是办公。二是抓生产。周带着这支奇怪的“黑帮”部长队伍,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,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。但是对政治方针、对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、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、极左的政策,周不用说翻脸,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。因为,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: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。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,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,陷害、刁难周,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。毛既离不开周,但又对周不放心,一度还曾掀起一个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的小高潮。周对此心知肚明,但他更是连一点点反对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。

泰国还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哈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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